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中的“基督”、“革命”和“新人”| 谢•伊•科尔米洛夫
"1918年5月13日，填写所谓'现在该做些什么？'的调查表时，勃洛克写道，耶稣诞生之后的罗马帝国还存在了500年左右，但实际上已经形同灭亡。如今，推翻罗马的那个世界也到了衰败的时候。"
“早在布尔什维克之前，勃洛克就高呼革命的目的是造就新人。（……）‘自然力’因素，包括‘人民性’因素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会变成现实，在《十二个》中这种‘人渣’非但没被摒弃，而且还充满了‘音乐精神’”
“他就是这样‘突然看见了’他，并且‘不情愿地压住火气——基督本来就该出现’。耶稣在勃洛克的草稿中'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十二个队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乞丐，而且是“精神上的乞丐”，所以允许他们进入天堂。然而，与福音书不同的是，这里进入‘天堂’的条件是克服精神上的‘贫乏’，甚至‘天堂’本身就意味着克服精神贫乏。（……）勃洛克首先直接用“狗”和“基督”在交叉韵诗句中押韵……由此，从极其不和谐的饿狗形象到极其和谐的基督形象完成了渐进式的困难的过渡”
"普希金'不是被丹特士的子弹杀害的，他死于令人室息的空气，他的文化跟他一起死亡了'。勃洛克已经意识到，期盼已久的新文化不会到来，而他的勃洛克文化已经奄奄一息。"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 （1880—1921）
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中的
“基督”、“革命”和“新人”
[俄罗斯] 谢•伊•科尔米洛夫
赵丹 / 译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1880年11月16/28日生于彼得堡，1921年8月7日卒于彼得格勒）（16/28日分别为俄历和公历。—译注）是20世纪俄罗斯公认的最优秀的诗人。他逝世几年之后，侨民批评家M. JL斯洛尼姆写道：“诗的潮流直到现在还在跟随着勃洛克……”勃洛克的象征主义没有阻碍诗的发展，虽然诗人自己早在 1907至1908年间就已经感受到了象征主义的危机，并尖锐地对其进行批评。勃洛克诗歌形象的多义性并没有吓跑读者。米哈伊尔•巴赫金在20世纪20年代的课堂讲稿中说过，“他的隐喻涉及甚广，极其新颖大胆”，但不会被认为“招摇”，与其他象征主义者的风格不同。“他的语言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语言，中学教师向县城贵族小姐求爱时可以说这种语言，跟朋友谈论上帝和不朽可以用这种语言……有些人获得了好评，有些人得到了尊重，还有些人因新颖独特而备受期待，对勃洛克，人们只有爱戴，因为他的语言是全部俄罗斯读者都在说的语言。”巴赫金还指出“勃洛克的语言近似于内心话语，这正是隐喻性所固有的……”。他几乎是一个非常抒情的诗人。“勃洛克就是勃洛克诗歌最大的抒情主题。”但是，从更高层面讲，专注于个人情感的诗简直像有一种魔力。“依靠自己在节奏上的惊人才能和‘绝对的辨音力’勃洛克创造出了真正的魔力，他的诗都致力于表达自己内心的基本状态……”
他1916年完成的抒情诗集“人化三部曲”把诗人的道路（“路”是勃洛克最重要的象征意象之一，构成其创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与神化基督的使命恰如其分地联系起来。如同在长诗《夜莺园》中一样，接受生命及其一切对立的、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成为勃洛克诗歌复杂演变的最终归宿。从1916年夏开始，他不再写诗，仿佛也不再担忧，不再希冀生活会把他、俄罗斯和整个世界带入某种新的道路，早些年痛苦的预感终究要实现了。
作为白银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他无疑赞同这个“时代”的固有特征——崇尚艺术创作和生活创新。普通的、习以为常的存在被视为墨守成规和庸俗。世界大战被视为这种存在毁灭的序曲。勃洛克、安德烈•别雷、伊万诺夫的执着追求更加宏大，他们期待着比革命更厉害的某种变革。“他们需要的是某种类似基督第二次降临或者世界末日的变故，以便契合他们的希冀、魔法和咒语……”（阿达莫维奇《批判的小说》，1996年出版）自然，这三位最杰出的“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最初是伊万诺夫）都以某种方式“接受”了二月革命乃至十月革命，但这种接受无论如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式的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式的。这时的勃洛克觉得象征主义的危机是可以克服的，作为一个象征主义者，他把政治转折看成是索洛维约夫所预言的世界剧变的开端、时代的转折、新纪元的到来（他在1920年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我们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了这一点），到那时不仅社会经济体制会改变，而且简直一切都会变样，“旧世界”将被埋葬。尽管勃洛克周围的许多朋友都跟他绝交了，尽管生活上很困难和贫苦，他依然体验到了创造力的空前高涨。“只有疯子才会质疑勃洛克别有用心，说他与良心达成了某种交易……”（阿达莫维奇《批判的小说》）
在革命后的一些文章中，他多次谈到了完全崭新的纪元的到来，革命点燃了“世界大火”，这好比基督教出现导致古罗马世界的灭亡。1918年5月13日，填写所谓“现在该做些什么？”的调查表时，勃洛克写道，耶稣诞生之后的罗马帝国还存在了500年左右，但实际上已经形同灭亡。如今，推翻罗马的那个世界也到了衰败的时候。“那种文明，那种国家体制，那种宗教都消亡了。它们可能还会复辟并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已经失去了生命”……勃洛克关于宗教的观点非常多。早在1904年，他给自己的教友伊万诺夫写信时谈到了基督：“我不了解他，并且从没了解过……他对我来说只是个空洞的词汇……”虽然勃洛克所说“一味都是赤裸裸的否定”，但这否定并不是绝对的，在那些最具“革命性”的文章中，诗人从没否定过作为历史人物的基督。勃洛克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即便“他在很多方面都是”。1907年，他这样对宗教神秘主义者A.別雷解释：“……我不信上帝也不敢信仰，因为我对上帝的想法既沉重、抒情又空洞，这是否意味着信仰上帝? ”这首先是勃洛克个人极度谦虚的古怪表现，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缺点是不够虔诚（“我不敢信仰”）。白银时代文化中出现过不少把基督“人化”的概念运用到诗歌中的现象，从正统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十足的亵渎，但抒情三部曲中的甚督形象有时（不总是）又十分崇高。
1948年出版的《十二个》中译本，戈宝权译
革命后，勃洛克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反宗教的想法，特别是反对神甫和宗教迷信，并开始创作《异教徒的自白》。苏联文学研究家们得出结论，认为《十二个》的结尾是偶然的、文学式的，甚至侨民阿达莫维奇也认为其中出现的基督形象使艺术效果“消失殆尽”。勃洛克承认这个形象“不完全是个艺术形象”，但强调该形象的“真实性”，他就是这样“突然看见了”他，并且“不情愿地压住火气——基督本来就该出现”。诗人写道，应该让“另—个人走在”红军赤卫队旁边，这个人是谁呢，勃洛克不知道。他“害怕自己的基督身上缺乏 崭新的、能更新一切、改造一切的因素……害怕他的……第二次降临、他与过去的联系——‘主再来’”。但他显然没能找到意义容量更大、更高超的象征，也没有去寻找，虽然，他因这种矛盾的感受而痛苦。
（马克西莫夫：《A•勃洛克的诗歌与小说》，列宁格勒，1981年，第150页。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的第二号人物安德烈•别雷也很害怕“主再来”，不管他是不是基督。他将自己 1918年的一部长诗称为《基督复活》。“这部作品写得不好，特别是与勃洛克的《十二个》比，它显然是奢望与《十二个》一争高下”[M•库兹明：《诗歌与小说》，莫斯科，1989年]）
毫无疑问，这个形象不是偶然的。现存的最早一份勃洛克记录《十二个》创作过程的笔记写于1918年1月8日，此前一天诗人以基督的生平为素材，模仿勒南（法国作家，著有《耶稣生平》等作品。一译注）的风格草写了一个剧本构思，还把当时的政治现状也考虑进去了（《山上布道——集会》，《耶稣被逮捕了》）。圣徒们被塑造得特别猥琐：“嘴唇下垂的傻瓜西蒙在钓鱼”，“福马（虚构的）在检查”等等。他为了进行比较，还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和特罗茨基：“犹大的额头、鼻子和胡子两边很像特罗茨基。他是个骗子（即心里充满伟大的柔情，要求也很高尚）。”勃洛克的犹大明显像安德烈耶夫笔下卖主的犹大，这个哲学家兼实验者虽是个骗子，却内心向善；将犹大与特罗茨基作比较在这里没有贬低的意思，或者不仅仅起到了贬低的作用，因为这还与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自由的曙光》形成了对比（“兄弟们，让我们赞美自由的曙光……”，1918年5月）：“让我们赞美命中注定的压迫，人民领袖含泪将它担起”；就在这里“你将在萧条的年代升起，/哦太阳，法官，人民！”和“……看不到太阳；整个狂野的世界/鸣叫着，移动着，生活着”。耶稣在勃洛克的草稿中“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索洛维约夫的永恒女性气质在男人身上的表现），而是个“有罪的耶稣”，“艺术家耶稣”，“他的一切都得自人民（女性的敏感）”。
这里集中体现了十月革命后勃洛克的艺术哲学。他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追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1877)、尼采和叔本华，将“文化”首先界定为人的积极创作能力和生命活力，认为“文明”就是秩序化生活的外在形式，是由衰退的文化退化而成的。勃洛克从年轻时起就受到尼采的“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学说的深刻影响，他像其他象征主义者一样，将“音乐”当作文化的精髓、文化的灵魂。那些彻头彻尾的文明人被“音乐精神”的守护者剥夺了“音乐精神”，因为他们没有意到，直接、自然、带有潜在自发活力的“野蛮大众”出现了。恰恰是自发力量、大众才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具有“音乐精神”。正如古罗马式微之时，参与运动的大众才是新文化的源泉。关于“自发”力量，勃洛克没有一丝迷惘，也找不到理由美化这种力量；所以，在《卡提里那：世界革命史的一页》这本小册子里，一个道德低下的罗马暴徒（“布尔什维克”）为了争夺政权发动野蛮群众参加暴动，虽然他犯下种种恶行，还是被视为新世纪的预言者，死后可以升入天堂。在勃洛克的剧本构思中，温柔的“骗子手”犹大和为了耶稣而偷窃食物的其他圣徒，与《十二个》草稿中的记载是一致的（毫无疑问，说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和强盗在一起”，强盗——也正是对十二个赤卫队员的评价，他们是未来的圣徒，也该去服苦役（“背上应该有个方块A！”）。米哈伊尔·巴赫金详细地阐释了这个对立的象征。十二个队员都是“败类”，正如跟随基督的圣徒们，他们彼此相似，“一无所有，因而才可能拥有一切……有的人依附于某种特定事物，就别无他求；有的人一无所有，却可能拥有一切。上帝爱那些一无所有、一无所依的人。优点的缺失使他们更靠近上帝，成为神的代言人。只有绝对的黑才能创造出绝对的白……”。（《米哈伊尔•巴赫金俄罗斯文学史课程笔记》）确实，十二个队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乞丐，而且是“精神上的乞丐”，所以允许他们进入天堂。然而，与福音书不同的是，这里进入“天堂”的条件是克服精神上的“贫乏”，甚至“天堂”本身就意味着克服精神贫乏。按照勃洛克的观点，新事物产生于两种本质的斗争之中；在《十二个》中，这两种本质从诗歌开头就化身为黑夜和白雪（纯洁），它们似乎在风（斗争）的作用下混杂“在整个上帝的世界中！”（上帝的世界，而不是白色的世界，它离这个白色世界还很遥远）。斗争违背和谐，但勃洛克认为，从不和谐中会产生新的复杂的和谐。在《十二个》中，他号召倾听革命的“音乐”，而1918年1月9日，他开始创作长诗之时，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也是这样写的。
因此，《十二个》的内容根本无关政治。“我政治上是很无知的”，1918年1月14日勃洛克回答《彼得格勒回声报》调査表上关于知识分子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可能性的问题时这样写道（勃洛克的回答是“可能并且有责任”）。勃洛克对待政治有时持中立态度，甚至会表示赞同，有时又激烈地否定，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在《关于〈十二个〉的笔记》（1920）中承认，长诗里只有“一丁点儿”政治，但“就是这一点儿也可以把长诗搅混，并且瓦解其他所有题旨”，然而，政治在长诗里是作为一种文明因素，而非文化因素，被形象消解掉了。这里既有一头长发的“雄辩家”，又有适合做裹脚布的宣传条幅“全部政权归于人民成立大会! ”（像母鸡一样的老太婆，她的目光“野蛮”但却自然，关心着那些被脱去衣服和鞋子的“同志们”，她辱骂布尔什维克，也不担心民主的命运），还有跟成立大会并列存在的妓女工会会议及决议“短时接待10卢布，过夜15卢布…… 钱少谁也不会跟你走……”这就是勃洛克所说的政治。
“十二个”象征性地喻指群众，其中只有两个人有名字：彼得鲁哈和安德留哈，一个是基督教第一位主教及使徒彼得的俗名。另一个是传说中预言基督教降临罗斯的使徒安德烈的俗名。新的使徒们走入新的时代，虽然闯过血雨腥风，但却十分轻松：彼得鲁哈因杀死卡基卡被同志们羞辱，“他猛然抬起头，/重又快活起来……”。修饰语“快活的”在勃洛克的文字中总是代表着自然、生活规范、人的真正价值而不是虚假的价值（《关于诗人的使命》中那个有一句话“快活的名字：普希金”，1921）。放荡的卡基卡成了牺牲品，卡捷琳娜这个名字译自希腊语，意思是“纯洁”。勃洛克曾表述过他对卡捷琳娜的设想：“……健康又纯洁，甚至——如孩童般。”在巴赫金看来，“勃洛克的道路是从美妇人绝对的非现实到妥协地诉诸现实以及最终将历史和超历史因索象征性地结合在一起。而圣母已经不再象征着终结，而是基督。圣母原来所在的位置，现在是卡基卡”。卡基卡的死亡似乎终结了旧世界的生命。诗句“上帝，请让你的女仆安息吧……”之后便是空行和一个词语构成的诗行“无聊啊！”它不押韵，又与前面的诗句形成了对比。这就是第八章的结尾（这一章的开头也提到了无聊——环形结构），也是长诗前三分之二的结尾。为死去的女人做安魂祈祷太“无聊”。勃洛克跟自己的主人公们一起向前冲，奔向“正义、纯洁、愉快和美好”的生活(《知识分子与革命》)。
当然，勃洛克所理解的血腥、杀人乃至人的死亡都是象征主义式的。阿达莫维奇不无气愤地回忆道：“比如，泰坦尼克号的毁灭。勃洛克在信中承认对此感到高兴，反正‘海洋还在’（即强大、不羁的自然力）。”不过，批评家立刻补充说明：“关于海洋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胡扯属于某一阶层……”勃洛克的《十二个》根本无意教唆杀人，但他看到了很多人想去杀人（同样是在“转折性的”第八章：“我要用刀/……砍一刀，砍一刀！”）。《西徐亚人》中这一用意很明确——“野蛮的诗才”呼唤着“旧世界”去参加“劳动与和平的兄弟盛宴”，西方世界应该“平静下来”。因为1918年初战事还在进行，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世界大战，勃洛克从部队里开了小差，他把结束屠杀的希望寄托在布尔什维克的和平主义口号上，也许，他认为小范围的流血可以阻止大规模的屠杀。1919年3月，恰值国内战争期间，勃洛克致高尔基生日贺词时说道：“只有音乐才能停止屠杀，让屠杀不再是神圣的狂热，而成为令人忧虑的庸俗。”勃洛克如今又宣称，到了1919年，“从1917年底响彻到1918年上半年的音乐……显而易见地衰落了”，这正是“卫国战争”和“红色恐怖”开始之前的那段时间。
悲剧性的“新人”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长诗《列宁 》，作为晚辈，他也是勃洛克的论争对手。
早在布尔什维克之前，勃洛克就高呼革命的目的是造就新人。他在《艺术与革命》（1918年3月）一文中写道：“谁能明白人类生命的意义就是不安和担惊受怕，那就已经不是凡夫俗子了。他已经不是自吹自擂的卑微人物，而是新人，是朝着能人发展的新等级。”“能人”是勃洛克从理查•瓦格纳那里引用的形象术语，指的是能深刻感悟生命、极其敏感和积极的个人。在《关于诗人的使命》（1921年2月）这篇演讲词中，勃洛克用了“一大堆人类渣滓”的表达。这仿佛就是拉普分子法捷耶夫在《毁灭》中表现的“人类材料的选择”。 但是，法捷耶夫作为共产党员往往认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勃洛克则认为，“自然力”因素，包括“人民性”因素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会变成现实，在《十二个》中这种“人渣”非但没被摒弃，而且还充满了“音乐精神”。开始几章中较为明显的不和谐性及其“野蛮粗俗”的用词也就被换成了更为“严谨”的词汇和韵律，文笔饱含着激情，最后的第十二章两次用“雄伟”一词形容十二个人的步伐：旧世界落在十二个人后面。战胜旧世界很容易，因为这是不可遏止的自然力的胜利，提高革命警惕性的叫喊声在虚空中回荡：“穿羊羔皮的小姐”、“神甫同志”, “十字路口的资本家”以及旧世界的其他代表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力置，化身为蜷缩着尾巴的丧家犬般的人。勃洛克首先直接用“狗”和“基督”在交叉韵诗句中押韵：“身后是一条饿狗，/前面是耶稣基督”。但他为了避免露骨的亵渎，没有让这两个词太靠近，即便如此，这一对比还是得到了深化。在终稿里，“狗”和“基督”相隔六个诗行，并且还隔着一个韵脚“由玫瑰编成”。由此，从极其不和谐的饿狗形象到极其和谐的基督形象完成了渐进式的困难的过渡（在一系列基础韵脚中楔入了其他韵脚：“步伐”——“旗帜”，“看不到”——“没有受伤”，“踏着风雪”——“像珍珠一样”），但这个过渡又完成得非常快速(在一个短诗节之内）、轻盈（四音步扬抑格往往令人联想到某种轻盈），而且，白玫瑰（在冬季和“漆黑的”夜里）这种花在乡下用来装饰圣像，虽不太符合传统，但似乎为基督的突然出现作了一定的铺垫。
米哈伊尔•巴赫金写道，勃洛克的《十二个》对“老题材进行了整合。勃洛克是唯一一个具有整体一贯性的现代诗人，好似由一块金属铸造而成”。确实如此，长诗中的暴风雪、白花和黑花等象征都来自于勃洛克的抒情诗。抒情诗中“善于思考的主人公”都“具有造反的特征”，这正是长诗中的“主人公群像”。勃洛克的“三部曲”，他走过的人生之路使得他具有创作《十二个》的可能，这是“诗人不脱离自我、记忆自我、走出自我的尝试”。最后一点，这部长诗在苏联文艺界的普遍地位：勃洛克所写的长诗大概是叙事长诗里最短的一部（“总共335行，其中还有一半左右的诗行是一个词和两个词的”）。但是，米哈伊尔•巴赫金只是把《十二个》视为类似于叙事歌谣的创作，这是很公正的（叙事性的“普希金式”长诗《复仇》，勃洛克无论如何没能完成，虽然他曾于1921年尝试继续创作该作品），而 1956年M. A.谢格洛夫与著名的勃洛克研究家B.H.奥尔洛夫争论时写道：“……要不要谈谈‘克服主观性’的问题？这个词是这么说的吧？这是不是反过来了，是歌德式的对主观性的完美扩展？乃至于将世界的动荡、风暴、痛苦和庸庸碌碌所谓生活都纳入个人体验的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看，《十二个》依然是勃洛克革命前抒情诗作的延续。
然而，“对于大部分俄罗斯大诗人而言，没有哪位诗人的某一部重要作品与他的其他作品大相径庭，但《十二个》却正是这样。它迥异于勃洛克的其他所有作品”（c.a.洛米纳泽《概念主义风格与艺术整体性》）。我们说的是词汇语体色彩方面的创新。长诗的主题是“文化”对“现代文明”的胜利，但所用的语言却特別的不文明，而且那些俗语词汇往往还构成了韵脚（比如勃洛克的抒情诗中从没有过的命令式形式，还有感叹词）。虽然作者知晓十二个士兵并不知晓的一切（特别是看到了隐藏在暴风雪中的耶稣），他的声音与长诗中的众多他者的声音几乎还是密不可分的。勃洛克水平高超，他似乎真的融合在他所咏唱的自然力中了。伊凡•布宁站在现实主义艺术家和布尔什维克的不可调和之敌人的立场，对《十二个》和《西徐亚人》中的形象和词汇加以嘲笑 （来试读一下“手电筒”这个词！脸蛋胖胖的卡基卡有一双“火辣辣的”眼睛，“我认为火辣辣的眼睛不太配胖胖的脸蛋”。在《西徐亚人》中，好像为了迎合斜眼的列宁，全体俄罗斯人民都被写成了“眼睛斜视、目光贪婪的”野蛮人），但是，对他人风格甚至是陌生风格的有条件的、非字面上的、象征主义的接受和运用，确实是勃洛克的人生功绩和艺术成就，他完成《十二个》之后所写的那句“今天，我是天才”是十分公正的。《十二个》确是一部诗意的作品，而非政治作品。
1917年的勃洛克
《西徐亚人》写于《十二个》完稿后第二天，即1918年1月30日。这是一部辞藻非常华丽的作品，与普希金的《致俄罗斯的诽谤者》相互应和。诗人勃洛克所谈论的主题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普希金之语称之为俄罗斯的“世界同情心”（“一切我们都懂，哪怕是高卢人敏锐的理解能力/哪怕是沉郁的日耳曼人的天才”）的东西，他紧随索洛维约夫之后，预言西方如果不与人民和解，将会与野蛮的东方发生毁灭性的冲突，因为人民几千年来手持“盾牌面对蒙古人和欧洲人这两个敌对种族”！俄罗斯被迫变得野蛮，其自身也只好成为东方：“我们把自己亚洲人面孔/转向你们”——这没有阻挠残暴的匈奴“烧毁城市，在教堂里放马，/炙烤白人兄弟的肉……”显然，教堂是文化的标志，可怕的危险威胁着文化。这里的威胁只是为了与西方兄弟成功地建立情谊：“最后一次奔赴兄弟的喜悦盛宴/野蛮的里拉已奏响召集令！”
1918年5月，女诗人吉皮乌斯给勃洛克寄来了自己的《最后的诗》（彼得格勒，1918），诗中充满了对革命的仇恨。这是极不认同勃洛克的表现。他于 6月6日写了一首赠诗《吉皮乌斯》作为回应（“女人，疯狂而傲慢！/我懂得你的每一个暗示……”）。诗人积极参与到彼得格勒知识分子的文化工作中去，迫不得已决定与新政权进行某种合作。他曾加入国家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出版委员会，也曾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剧目管理组和国家大剧院管理处（为观众讲解世界经典剧目）工作，还与高尔基的世界文学出版社进行过合作，等等。他写了不少文章，还有一部不太长的关于古埃及生活的话剧《拉美西斯》，剧中写到一群濒临绝望的普通人的愤怒，但是却再没写过真正（非翻译）的诗。1920至 1921年间，勃洛克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随着乱世出现的各种困难（特别是当局压缩他的居住面积，把他迁到一处狭小公寓），危机不断加重，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信念：“……一想到现在，就几乎无法呼吸，想到这未来才能喘息”，1920年8月4日他在诗人协会彼得格勒分会这样说道（起初分会由他领导，后来尼古拉•古米廖夫的追随者暗中对他“使坏”)。他去世前半年有一篇著名的致辞《关于诗人的使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普希金“不是被丹特士的子弹杀害的，他死于令人室息的空气，他的文化跟他一起死亡了”。勃洛克已经意识到，期盼已久的新文化不会到来，而他的勃洛克文化已经奄奄一息。他不能无视官僚权力的大力巩固，写道“那些企图将诗歌导入自己掌控的某种轨道、蓄意破坏诗歌的隐秘自由的官员们”应该有所顾忌，他们适用比“无知之徒”更糟糕的外号。下面这几句诗是我们在同一时间（1921年2 月11日 )写的诗《普希金之家》中找到的，这是勃洛克抒情天才的最终绽放：
普希金！我们追随着你
。去颂扬隐秘的自由！
在恶劣的气候中请伸出援手，
。打响这场无声之战！
用普希金的名字命名科学院让勃洛克感到了平静的欣慰，并产生了一丝模糊不清的希望。但是普希金庆典只是一次活动，而绝望却在膨胀。1920年2月1日，勃洛克在《关于<十二个> 的笔记》中推测，他的长诗“将会有人阅读，但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补充道：“我现在自己说出这一点，只能是讽刺；但——我们不会现在就对自己进行最终的评判。”勃洛克认为讽刺是“一种病”（见1918年的《讽刺》一文)。所以，吉皮乌斯谈到勃洛克的最后岁月时，说“他憎恨自己的长诗《十二个》，不能容忍当面提起它”，这实在是言过其实。诗人十分珍惜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月的激情。1920年(写《关于<十二个>的笔记》的那一年他说：“不管他们怎么看，《十二个》是我写得最好的作品。因为那时我为当代而活。”
1919年12月(《关于俄罗斯作家名单》)，他在谈到“新人道主义”时建议出版方：“很多东西都应该重新评价，首先就是果戈里的《与友人书信选》，要抛弃其中的时代局限，虔诚地珍藏那些永恒的东西……”1921年1月8日他还写信给H.A诺拉-科甘，提到这个“被七年恐惧所毁灭的人”，还提及了自己：“心里痛苦而绝望；但终究不能去教堂了，虽然它在召唤我。”这句话有很多意思，但根据这句话还是勉强可以得出关系不太大的一个结论，即他很忧郁。
“令人室息的空气”杀死了勃洛克，而不是心瓣膜病变。尽管卢那察尔斯基四处奔走，布尔什维克最高当局还是没能让诗人出国去芬兰疗养院治疗，而当他们终于心生慈悲时，却已经为时过晚。
“勃洛克的诗歌集中表现了他同时代人和后几代人的心灵，并对其进行了高度精神化的概括。他去世之后，集中表现内心并且净化心灵的任务则由阿赫玛托娃承担。”（O.A.奥夫查连科《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西徐亚人》与俄罗斯文学传统。该文是对《西徐亚人》一诗资料的详细汇总，对诗的分析很有说服力，结论非常具有颠覆性。—作者注）
延伸阅读
（点击标题可见）
。。“比希摩斯的话语”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